中西音乐功能上的这种不同，其根源即在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别。这个差别是：西方文化重外部知识的获得，中国文化重自身生命的享受；西方文化传统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传统则以生命为本体。所谓以知识为本体，是指西方人将知识的获得作为自己生命的动力和目的，作为衡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定义在西方人的信念中具有两千年不动摇的统治地位，就正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知识正是理性的花朵，智慧的结晶。早在古希腊，西方人就以追求知识的执着而著称于世。在西方人的心日中，追求知识已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而直接就是自己的生命所在，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似乎除了追求知识的科学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去追求，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他们灵魂的需求，赋予他们的生存以意义。
    与西方文化之追求知识不同，中国文化则选择了生命。总体上说，中国所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中国所有的宗教都是生命宗教，中国所有的艺术都是生命艺术。中国最普及的学问是养生之学，中国持续最久、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亦为生命思潮。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文化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生命的安乐与长久当然首先体现在肉体与感官上面，所以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西方那种以灵魂蔑视肉体，以理性禁锢感性。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是以感性为本体，是把理性融人感性，把灵魂归为肉体。中国文化中有一股强烈的身体化倾向。所谓身体化，就是将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身的需要与满足。老子说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又说圣人为腹不为目，就包括了这个意思。
    追求知识，认识自然，故西方文化天然地具有一种外向性品格，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而注重生命，追求安乐，则自然会使中国文化具有自得、自足的内向性品格，使其具有一种收敛的、封闭性的特征。西方文化侧重知识的获得，而知识是客观的、外在的、条理化的，故而其心灵的结构是开放的，它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确证，并在这种验证之中才能确证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文化侧重生命享乐，而生命纯粹是个人一己之所有，享乐也只是个人感官的特权，故而其心灵结构是封闭的，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不需要第三者的认可，只要个人自己的真切感受便够了。因为这个差别，所以中国人的心灵不像西方人需要一个外部世界支撑着、证明着，而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自足。比如学术研究，西方是重在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因为他们的成果是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有待于对方(读者)的被说服，并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验证、读者被说服中才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中国则不同，它不重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这三者在中国学术中是可有可无、可强可弱的。中国学术所重的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写出思考的结果、问题的结论，而全不作逻辑的推理或事实的论证这些中间过程。中国哲学始终以语录体形式著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他只要把自己所体认到的东西写出来就够了，他不需要说服读者。中国学者对读者当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这期望不是被说服，而是能引发他们作同样的体验和感悟。而且，尽管有期望，却并不执着，也不勉强，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学术著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西方音乐的重娱人和中国音乐的重娱己，正是由此决定的。重娱人，即重视别人的是否被娱乐，正是同西方学术的重视别人是否被说服相关联的；而重娱己，则是关注自己在音乐活动中的真切感受，这显然是同中国学术的自得自足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