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尔有关对称之变换与不变关系的论述，使我开始反思所谓结构主义。
    1985年春，我在阅读皮亚杰《结构主义》一书时，曾经注意到其有关“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的命题。并且也注意到其“正是由于有一整套转换规律的作用，转换体系才能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
  皮亚杰曾说从结构这个术语的现代含义来讲，“结构”就是要成为一个若干“转换”(按在有些学科里译为“变换”)的体系，而不是某个静止的“形式”。
皮亚杰又说一项起结构作用的活动，只能包含在一个转换体系里面进行。
王次熠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l988年第l、2期连载之《音乐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曾经提及皮亚杰有关的论述)
  皮亚杰还说事实上，一切已知的结构，从最初级的数学“群”结构，规定亲属关系的结构……等，都是一些转换体系。
与数学、物理学的“变换”类似，皮亚杰说这种转换作用不是一下子同时改变一切，而是每一次转换都与一个不变量联系起来。
    1987年春天，我开始觉悟将此变换与不变之对称结构或转换体系的观念，运用于音乐哲学的研究，必须着重探究皮亚杰在其《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之“主体的运演和客体的结构之间的联系。
    皮亚杰正是就此意义而言看来有可能把数学应用于世界，如果并不是总是从量度的意义上来应用，至少在同构性和结构关系方面是可以应用的。
皮亚杰曾在其《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说客体则只是在它顺应或违抗主体在一个连贯的系统中的活动或位置的协调作用时才被建构成的。
皮亚杰还说没有物理经验能够曲解运演结构，因为它们是依存于活动或运演的特性而不是依存于客体的特性的。
    就此意义而言，笔者所谓的“自同态转换群集”，乃是因人类音乐实践行为而生之由乐家心象、听众心象、音乐事象、其他事象四个生成元，和它们的确定关系式?自同态转换所确定之可转换的、有限的集合。
    此类“群集”与其说是类似于古典几何拓扑学所谓的“同构(isomorphic)群”，倒不如说是类似于近代代数拓扑学中的“同伦(homotopy)群”或“同调(homology)群”。
    更准确地说，此类群集的同一，与其说是算子的同构，倒不如说是算法的同态。
    皮亚杰曾在其《结构主义》一书中说体现数理逻辑思维特点的“反映抽象”(abstraction r6f16echissan?te)……不是从客体里抽象出来的，而是从人们对于客体所加上的动作，并且主要地是从这些动作的最普遍的协调作用(coordinatio)之中抽象出来的。
    所谓音乐艺术，乃是以音符为算子之某种算法确定的具体运演。尽管这里所谓的算法，也如皮亚杰所说是行为主体施加于音乐算子之动作的抽象，但它与纯形式运演，仍有其本质的差异。
  根据皮亚杰的研究 “具体”运演是直接与客体有关的。因此，它似乎同前运演水平一样纯粹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问题，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活动(或者说在客体被看成因果性算子时被归因于客体的那些活动)被赋予了一种运演的结构。
    因此，所谓音乐艺术乃是行为主体作用于音符算子，从而给定音乐作品以某种算法结构的艺术实践活动。它同皮亚杰所谓“一旦从固定的内容中解放出来时，就会通过反身抽象而引起多种多样的新结构”之“纯形式运演”还有所不同。
    所谓音乐作品，尽管也具有人们一般所说的抽象性质，但其具体运演的特性，又决定了音乐作品的形式并没有彻底同固定的内容分开。
    音乐作品的具象性，决定了它的唯一性；而只是它的运演性，使其具有了模拟、模型性质的所谓抽象性。
    正是因此，我才把人们一般所说的“音乐作品”称之为“音响动态模型”(陇菲，1985)。
    人们正是通过“音响动态模型”，知觉到新的运演形式，知觉到新的逻辑关系。
    此正如张汝伦著《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一书所说                    模型有一种启发的功能。
    模型通过一种相似性]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综合上述，我正是受皮亚杰论述的启发开始觉悟所谓音乐艺术的存在结构，乃是因人类音乐实践活动建构而成。
    但是，此所谓音乐实践活动，具有以音符为算子之皮亚杰称之为“具体运演”的性质，因此而避免了胡塞尔所谓现代科学“抽去含义”(sinnentleerung)的弊病。
    音乐艺术因此而成为没有彻底遗忘它在具体“生活世界”中活动根源的精神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