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与彦正判官》，其中说某素不解弹，适纪老枉道见过，令其侍者快作数曲，拂历铿然，正如若人之语也。试以一偈问之人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楞严经》卷四有云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之偈的前二句即本于此，其后二句则是据此而发问。苏轼又有《法云寺钟铭》，说    有钟谁为撞有撞谁撞之三合而后鸣，闻所闻为五。阙一不可得，汝则安能闻?汝闻竟安在?耳视目可听。知所闻者，鸣寂寂时鸣。冽此铭认为钟、撞、撞钟人三者相合才能有鸣(声)，钟、撞、撞钟人、所闻鸣或声、闻听觉，听者五者相合才能有所闻，其中缺一不可，这就和《与彦正判官》一样涉及音声与音乐的存在方式问题，故巩小强曾在其论文结尾引苏轼之偈，作为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思想中的音乐现象学成分举不胜举的例证，并说苏东坡的看法，也就是我的看法。但苏轼之意是在说明声从无有出，复归于无有故既日寂时鸣，又日呜寂、汝闻竞安在，即和《楞严经》一样强调音声与音乐的虚幻性，而不是要肯定音声与音乐的意向性，故它与巩小强的看法，与现象学的观点虽有某种相似之处，实质却并不相同。
    总之，本文认为，中国古代道家、儒家、佛学的音乐美学思想均多少涉及音乐作品及其存在方式问题，但其思想与李曙明等关于音乐作品及其存在方式的见解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
    此外，则应提到所谓乐无意故含一切意。罗文不仅以此为题，而且明确说本文题目、旨趣，皆得自钱锺书先生，之所以引来，乃因为这句话涉及音乐美学很深很深。这就有必要看看钱锺书的原文乐无意，故能涵一切意。吾国则嵇中散《声无哀乐论》说此最妙，所谓夫唯无主于喜怒，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声音以平和为主，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奥国汉斯立克(E．Hanslick)音乐说(Vom musickalisch Schfinen)一书中议论，中散已先发之。此土古籍中言乐理者，莫不以为声音可以写意达情，知音者即能观风达意之人也。至知声无哀乐之理者，中散以后，寥寥无几。前乎中散者，则刘向《说苑善说》篇雍门子周以琴说孟尝君，颇透露中散之意。一黄石斋《声无哀乐辩》谓声不能使人哀乐，非声自无哀乐，实未足以折中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