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存在问题，变得空前复杂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后期将所有与音乐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相关的论题都集中在这一问题下讨论。音乐存在问题与音乐的表现、理解、社会功能问题混为一谈，把所有音乐审美活动中所涉及的因素都纳入到了这一论域中，其结果，使人们怀疑音乐的存在问题到底是一个从何而来的什么问题?它是由哪些因素之间冲突而构成的问题?这一问题到底在哪个逻辑层面涉及哪些因素?各层面各因素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哪里人手?如果目前讨论中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音乐的存在问题，那么什么是存在问题?
    理论上讲所有的现象之间都有可能发生关系。但这些现象是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逻辑层面才进入逻辑关系之中的，因此需要对它们分层处理。我们应该，也可以把所有在音乐的存在方式这一论题下讨论的问题分别归属到不同的学科中，用有针对性的方法加以研究。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学科发展具有更清晰的思路，更科学、严谨的表述，及更良好学科建设结构。
    比如在哲学的层面，我们讨论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属性是什么、本质功能是什么、其存在方式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用思辨的方法加以研究、分析；在心理学层面，我们讨论为什么音乐能够使人产生声音之外的领悟，什么样的音响及其组合形式与什么样的对象具有对应关系，其规律是什么，哪些心理反应是可以由音乐的音响直接引起的，而与听者的个体经验无关，哪些心理则仅仅是由听者个体经验的广泛激活而产生的，而与音乐音响的结构形式无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理解的同一性或多解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根本不会使听众产生明确的非声音音响的内容联想，作曲家的经验感受是如何转化成音乐音响的组织形式的，欣赏者的音乐听觉体验是如何唤起内容理解的，对这些问题，我们用心理学的实证方法加以研究；在音乐社会学的层面，我们探讨音乐的社会功能，受众的音乐接受特点，及与音乐传播途径与方式相关的诸多现象等等。通过不同学科的专门研究，在不同的层面分别解释不同的音乐现象与规律，同时它们之间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相关性，这种做法从方法论上是有效的，从逻辑上是简洁而清晰的。比如，西贝柳斯的《芬兰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何能够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我们就需要首先从心理学的研究中解决什么样的音乐可以引起什么样的情绪反映，进而分析《芬兰颂》的音乐结构形式，从而推导出它可能产生的情绪反映，进而我们要分析这样的情绪反映，与哪些思想观念会发生关系，至此音乐心理学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我们需要进入社会学的范畴，研究芬兰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大众的思想与情绪的状况，从而最后得出《芬兰颂》为何会导致禁演的结果。任何一种音乐作用于人的现象，都必然涉及大量的因素与逻辑关系，但我们需要以清晰、简洁的逻辑层次处理，以简化相关要素之问关系，然后再分析因素之问的相关的复杂性，而不是反之，胡子眉毛一把抓，最终使得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