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音乐能表现感情的人们,都把声乐作品的创作和演唱演奏排除在考察对象之外。声乐作品不是纯音乐,它是诗词和音乐的结合,其感情表现既有音乐的作用,又有诗词的作用,即不是单纯音乐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排除有一定的道理。但最多也只是一定限度的道理。从音乐(包括声乐作品)确实能够表现感情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排除又是不合理的。歌唱是人类最基本的和最普遍的音乐实践,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人类是如何运用歌唱来表现无比丰富的感情,如果我们充分注意和重视人们曾经观察到的或体验到的无数动人的事实,就不能不感到这种排除是很不合理的。
人类对于歌唱普遍的、永恒的钟爱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歌唱是根据什么需要产生的呢?依我看来,基本上有两条其一是比语言更深入、更丰富地表现感情,其二是声音审美。《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说的是歌唱补语言、嗟叹之不足,指明了歌唱产生的第一层原由,是有见地的,但没有指出声音审美的另一层需要,不能不说认识上尚有不足。
民歌是人民的心声。谁能说得清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有多少人唱过多少支心爱的民歌?谁能测量出这些民歌所包含的感情世界有多深?七大洲尽管语言不相通,可是,当人们置身于人民歌唱的海洋之中,有谁感受不到生命强大的力动?有谁感受不到血液的沸腾?有谁感受不到征服汪洋的气魄?有谁感受不到感人肺腑的情思?有谁看不见眼底的泪珠?有谁看不见嘴角的欢笑?有谁看不见男士们扭动强壮的身躯?有谁看不见女士们摆动着轻盈的舞姿?感受到了,看见了,也许你还要说:这只是歌词的作用。歌词当然有作用,它可以使感情表现更明确,它可以使感情更好地沟通,如果你明白那歌词的话。但是,在你肯定歌词作用的同时,万勿忽视或否定音乐在表现感情方面的神功。诗歌、语言,不翻译不能通。音乐则是没有国界的,它用不着翻译也不能翻译,全世界各民族用音乐表现感情的方式相通,相同,都是D0、Re、Mi、Fa、Sol、La、Si,都可包融喜、怒、哀、乐、敬、爱、憎。语言不通,肤色不同,歌声一响,心灵相通,如此神功,岂可不论?
十多年前,有一位某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告诉我老师,我在心情最快乐的时候,或是最痛苦的时候,最想唱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也是《乐记》上说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感情要宣泄。有谁一辈子未曾情深地唱过一首歌?又有谁一辈子未曾听过别人情深的歌?这一唱一听,相加起来,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忽略不得。
写歌有两重任务,一是更深入、更丰富地表现歌词所要求表现的感情;二是要创造出美的音乐形式。或者用一句话来说,创造能深入表现感情的美的音乐形式。好的声乐作品,百听不厌、百唱不厌的好歌,定是情感与美感兼优、情感与美感融合的。如果音乐对表现感情无能为力,所有的曲调都是无情之物,哪里还会有情调千差万别的数不清的好歌呢?哪里还会有几乎天下慈母都爱听爱唱的表现慈母心肠的舒伯特《摇篮曲》呢?哪里还会有博大宏伟、激动人心的《欢乐颂》呢?哪里还会有动员千百万群众去抗日救亡的《义勇军进行曲》呢?哪里还会有民族的呼声《黄河大合唱》呢? 如果说感情的表现只是歌词的事,与音乐不相干,岂非说作曲家无须考虑感情表现的问题,无论哪一位作曲家写一个什么样的曲调都一样,因为这个任务早已由歌词单独完成无遗了,哪里还用得着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舒伯特?哪里还用得着深受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鼓舞的贝多芬?哪里还用得着站在抗日救亡斗争最前线的聂耳?哪里还用得着忠诚的战士、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当然,他们的成功和这些作品的成功,都不只是感情表现之深入,还在于音乐创造之新颖。正是为了要表现感情才创造出这些新颖的音乐形式。但表现感情必须充分考虑音乐的特性,创作过程必然是表现感情与创造音乐形式有机结合、互相调整、互相渗透,其结果是:感情是音乐化了的感情,音乐形式是感情化了的形式。情感变成了音乐的情调,融化在音乐的形态之中。表演家根据作曲家提供的蓝本,进行二度创作,总的都应该情深艺美,但做起来则颇有悬殊,有声情并茂者,有情深声劣者,有声美情淡者,有声情皆劣者,情淡者经过指点又可臻于情深。凡此种种,皆说明歌唱能表现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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