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古训有三，承，志，持。依此三训而今解者，此诗分别指认文字语言，人事记述(可引申为思、心志)，度量衡定(可引申为中正)。显然，此人事记述及其引申者心志与思，与文字语言义近，故而字一志相通。进而，此度量衡定及其引申者中正与叙事最为接近，故而与史者也最为亲和。遂，以诗一史相属者，为诗史互证之本也。
    因此，诗一史关系，其针对者，就是对历史一文化研究的发展具有现实功能(操作)性质的话语系统与具有抽象结构(运作) 意义的叙事结构。大凡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同为诗者。故，以普通历史记载之主要载体文字语言而言(包括以音乐历史记载之主要载体音响而言)，诗为史之第一能指者，且诗史互证。因而，作为历史一文化之历时发展与共时相关，则诗一史者，相属也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日益突进，其诗一史问题亦将日益突现。然而，就严格意义而言，当下中国音乐学研究，既没有完全自在的话语系统，也没有彻底自足的叙事结构。对前者来说，总体上就是中国古代音乐思想、西方传统一现代音乐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三种话语的混合使用，对后者来说，大体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表层)笼罩下，处于一种彼此相悖的(深层)分离作业状态(其中，某种带实用性、经验化的时弊在所难免)。历史地看，则与学理推论范型和人文叙事范型之传统相关。现实地看，则又与世界性总体人文生态及其相应语境有关。因此，就难免会面临话语系统无序(失语)、意识形态非位(无语)、叙事结构失范(空语)的偏性突变。
  与此相应者，二十世纪中国(职业)音乐历史发展本身，同样也充满着音乐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合理与否的问题。也就是说，自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大规模进入中国本土之后，由于中西音乐发生关系而形成相互之间能否融合的问题。进而，在此有形无形或成功失败的融合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某种潜在的不平衡状态呢?
甚至存在着某种强势文化的霸权中轴地位与弱势文化的后殖民边缘处境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呢?这个问题，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仅一直对中国音乐界有长期反复的纠缠与困扰，而且还经常左右着中国音乐界自身的结构布局。其中，属职业化进程的两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如何与世界盛行的某种国际通则进行接轨，二如何在此接轨的同时进行中国化的处理与改造。
    诗者，作为有别于口头文本的书面文本，则无疑，既为史之名，又为史之实。诚然，音乐学是一种具有非常学理性质的学术研究，因此，作为直接当事人的音乐学家，必然会随时随地面临如何针对其术语概念体系进行技术规范处理的问题。然而，凡话语系统、叙事结构与其所属学科合式者，均系自足生成，而非人为造成。是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本原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