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统思想认为，数是最抽象的，可以在演算，却并不指着什么具体的东西，它又不含物质性数的和谐是绝对的和谐、最高最纯粹的和谐。恰如?奥古斯汀所说，这种和谐来源于上帝，一切数的秩序都是在圣水中沐浴过，上帝本人是几何学家而且据说，艺术家的意识中有一种永恒的智慧之数，数还可以把世界转化为和我们心灵相通的音乐。英国美学家夏夫兹伯里说宇宙是神的艺术品，它的节拍是完整的，音乐是完美的。于是，最能反映数的和谐的音乐艺术，也就当然地具有了神性、抽象性、非现实性。中世纪音乐美学的数学论和象征论并列着，原也不奇怪，因为这二者都可以服务于神学。在二十世纪，这一派思想，即认为音乐不表现什么与现实的联系的观点，也仍然存在。著名的自律论者E．汉斯立克的后继者康巴里约(Combarieu)就认为音乐是音响的思维艺术，是自律的不表达固定意义的。古德曼则从形式主义的符号体系来论证这一派观点。像卓越的美学家、对音乐有着深刻理解的苏姗朗格(在《艺术问题》中)就直白的说“作品应失去一切实在的联系，并应成为自行充实的东西，以便领悟者的趣味不能超越艺术作品的范围。换句话说，音乐作品是自足的，它虽然象征着某些东西，却并不把我们引向具体之物。音乐的象征是非物质的、潜在的、抽象的。虽然朗格承认音乐与被象征物(感情、理智、感觉)等有动态的同构关系(见《情感与形式》)，但是可惜，由于她的上述观点，她不能不把音乐的结构看成是情感的代数学，像不表示具体事物的代数演算一样。音乐中有情感(或用她的话来说，显露情感)，却不具体表现什么，音乐的象征，永远是未完成的、无穷尽的象征。
    有许多是浪漫派的作家、诗人和音乐家，他们认为音乐可以表现音乐以外的东西，如人的情绪、修辞方面，对外界的比喻，心理戏剧以及具体的事件等。这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它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他在《诗学》中阐述的这一学说曾长远地影响了西方文艺思想。许多思想家、理论家、艺术家、人文主义者都表示过对这一思想的推崇。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音乐净化说，文艺复兴的音乐是快乐之母，到启蒙时代的卢梭(音乐模仿自然，是激情的语言)、狄德罗是心灵的语言，忘我的欣赏以及英国的阿维松(Avison)、德国的玛泰松(J．Matheson)等人的情感论思想，都是有代表性的。而浪漫主义时代，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各文艺部门都弥漫着一片情感论的时代，岂止音乐?但作为最典型的浪漫艺术，音乐的情感论最为兴盛，以至影响到文学、诗歌和戏剧等姊妹艺术。瓦肯罗德(w．H．Wackenroder)认为，音乐唯一能表达的是非世俗性的情感，诗人兼音乐家的霍夫曼(E．T．A．offmann)说，音乐的激情可以支配听众。舒曼、李斯特、柏辽兹、柴科夫斯基等，无一不大谈情感，李斯特甚至于肯定地说音乐就是感情的化身(《论柏辽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