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乐器材料上的这一差别，也有其文化上的根源。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是分离对立的，它们之间始终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方人始终存有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改变自然的强烈愿望，所以从感情上和本能上必然是疏远自然、冷落自然，不愿意原样地接受自然。西方人真正喜欢的是人工的作品，是人对自然的改造的结果，是人为。他们真正欣赏的是在征服自然、改变自然的过程中对象化在自然中的他们的自我，是他们改变自然的目的得到实现的一种自我陶醉。这样，西方音乐的选择人工合成的材料而不是自然的材料来制作乐器，就容易理解了。
    与之不同，中国文化则始终倾向于天人合一，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作。中国人从来不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对立面，从不把自然当作自己征服、改造的对象，而是始终把自己也看作是宇宙的一员，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讲求的不是驾驭自然、改变自然，而是尊重自然、顺随自然、弃绝人为，这本身就有大意义、大作用、大价值。所以，在中国音乐中，人们选择自然的材料，且尊重自然材料自身本然的特性，着意制造乐器音色的独特个性，也就同样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在现代所面临的困境，都根源于同自身文化本根状态的疏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正如一位当代哲人所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大体说来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脱了节，没有感应。音乐作为特定时代的生命表现，它总是特定文化的产物。离开了文化这个文本，音乐就难以得到深刻的感受和阐释，难以见出丰厚的底蕴和活力，同时也使自身的发展失却本原性的根据和动力。不同的是，西方音乐同其文化的疏离是一种远离本根状态，是一种由文化本体向文化形态派生时惯性延伸的结果；而中国音乐则是被人为割断了与自身文化本体的联系，是与文化之根发生错位。所以，对于西方音乐来说，它需要的是“还原”的工作，是不断地向自己的文化本体回溯；而对于中国音乐来说，则是复接的工作，是将中国音乐重新复接到中国文化之根上。使音乐重新获得并激活自己的存在方式。在今天，指出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指出音乐是以文化的存在方式为其最为深刻的存在方式，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