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李谷一、朱逢博演唱风格进行讨论的同时，另外一个当时才13岁的少年歌手??程琳，也因为模仿邓丽君的演唱而成为富有争议的“明星”。
    1978年，11岁的程琳以她在二胡演奏上的良好成绩，进人海政歌剧团。由于她具有出色的乐感、超强的模仿能力，1980年的9月被乐队的同志推荐登台演唱。结果，她的第一批观众??北京特殊钢厂的职工，用雷鸣般的掌声，以情愿用五张《大篷车》电影票换一张音乐会入场券的热情，首先接受和认可了这位年轻的歌手。她演唱的歌曲包括《爸爸巡逻去西沙》、《盼红军》、《小螺号》以及《草帽歌》、《伊呀呀欧雷欧》等外国歌曲。④ 当时的北京电视台还以《新苗一一访少年歌手程琳》为题，为程琳录制了文艺专题节目，并在电视台播出，介绍程琳和她演唱的歌曲。⑤“但因为程琳有模仿邓丽君痕迹，唱歌时拿着话筒，边走边唱，‘有失体统’，于是两个月后，有家报纸批评程琳犯了‘挑逗’的错误，随后有关方面授意，不准程琳再登台演唱。”⑥ 程琳再次复出是1983年，她录制了一盘名为《小螺号》的专辑。马上，《北京音乐报》上就刊登了《俗不可耐的(小螺号)又吹响了》的批评文章，文章先是对不得从事音像制品出版业务的北京录音机厂私自为程琳录制了计有18首歌曲的盒式磁带，并出售三万余盒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批评，接着，又对专辑中的歌曲进行了一一点评：她唱的《小螺号》、《草帽歌》、《盼红军》这些歌，还是她当年效法香港某歌星的那种唱法：过多的气声和滑音，还有矫揉造作、轻浮油滑的韵味儿。真不知是何许人在吹着小螺号，更不晓是什么人在盼红军。歌者不从内容出发，不管是歌颂春天的《春姑娘》，还是歌颂母爱的《童年的小摇车》；不管是描写生活小景的《暮归》，还是立志开拓祖国明天的《我多想》……都是用那程式化了的酒吧间与舞厅音乐的唱法，如法炮制。再加上小乐队中架子鼓那每曲必敲，逢长音必歇斯底里打上一串点子的喧闹，就越发增加了那“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色彩。……这盒磁带里为她写有11 首歌曲的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①为这位歌者伴奏的竟会是我们国家鼎鼎有名的交响乐团的小乐队，交响乐团如此之不务正业，实在令人吃惊!②和上文观点截然不同，有人在现场听了程琳的演唱后认为： 她的表演天真朴素，她的身体和手很少动作，几乎是垂手演唱，她完全用歌声去感染听众，她的歌唱得很美、很动人，已逐渐摆脱因袭的痕迹而渐渐呈现自己的个性，人们争论的中心似乎还是在于程琳这种唱法和风格是否应当允许存在。我认为，唱法是“手段”、是“工具”，是服务于内容的，主要看表现什么内容和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只要内容、感情健康，能愉悦人们的身心，就应当允许其发展。对待各种演唱风格和方法，要提倡一种宽容态度，一定要兼容并蓄，百花齐放。③其他有关争论可参阅《北京音乐报}1983年8月10日第3版、10月10日第3版和10月25日第3版上刊登的一系列争鸣文章和读者来信，以及《人民音乐}1983年第ll期署名殷频《从盒带小螺号所想起的》文章，《人民音乐》1983年第9期署名丹新《令人担忧的少年歌者》等文章。
    其他有关歌手和作品的争论，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④实际上，以上所有这些对歌唱演员的表演形式、表演风格的争论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争论的实质是相同的。不过，由《乡恋》而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在若干年后，当港台流行音乐在内地真正站稳脚跟后，却被认为是中国内地新时期流行音乐获得新生的标志。笔者认为这个获得“新生”的标志是建立在中国抒情歌曲创作传统得到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的，毕竟，在这些歌曲及歌曲演唱者们的演唱中，传统抒情的色彩浓厚，而真正意义上的“流行”的感觉少了许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