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港台流行歌曲的进一步传播，以及音乐产业市场的形成，从适应大众需要的角度出发，内地一大批词曲作家如：谷建芬、王酩、王付林、王立平等开始有意识地吸取、借鉴某些外国及港台流行歌曲的技法，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一批青年词曲作家如：毕晓世、解承强、李海鹰、陈小奇、苏越、郭峰、徐沛东、温中甲、陈哲等人渐渐集中到新兴的音像界周围，开始探索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道路。
    这中间，以谷建芬创作的中国校园歌曲成就最大，其中有《脚印》(1981年)、《采蘑菇的小姑娘》(1984年)、《我多想唱》(1986年)、《妈妈的吻》(1986年)等。这些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歌曲“文以载道”的功能指向传统，但是，和以往歌曲的创作比较，还是比较富于生活气息，强调个人感受，尽可能地做到了“寓教于乐”。而且，节奏的作用在这些歌曲的创作中得到了强调。“各种不规则节奏与规则节奏的对比，造成不平衡与平衡的对比，动与静，疾与缓的对比，使歌曲得到了生动蓬勃的动力。”②这一点是谷建芬歌曲创作中很有特色的部分，甚至被人称为“谷建芬节奏”，这种节奏更能体现和揭示青年一代的心理和生活节奏，也就更适合表达他们的情感。因此，在和以往创作忽略青年心理接受特点的歌曲相比，谷建芬的创作，可以说是一次突破。
    另外，1984年初，中央电视台推出歌舞片《九州方圆》。其中的插曲《希望之路》、《深圳情》、《夜色阑珊》、《风雨兼程》、《等到明年的这一天》等歌曲，虽然依然有主旋律式的表达和寓教于乐的风格，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歌曲已开始关注个体心理隋感状态的表达，体现了创作者的勇气。这部音乐专题片虽然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回顾，并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口来审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但是，这种表现是从个体主体位置出发的，虽然仍旧是主旋律式的表达，但是却赋予了更多的个体心理状态的关注，和抒情歌曲已不可同日而语。③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种风格的音乐作品是在国家重要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推出
的，作为全国最大的、具有舆论导向性质的新闻媒介，中央电视台开始公开播放内地自己创作的流行音乐，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流行音乐的肯定，给了流行音乐一个合法的地位。
    除了上述作品，郭峰的《我多想》(1985年)、徐东蔚的《请到天涯海角来》(1983年)等歌曲影响也很大。这期间广泛流传的还有《游子吟》(1982年)、《我多想摘下一片白云》(1984年)、《小草》(1984年)等。这些歌曲有独特的创作风格，也充满着时代气息。所有这些作品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群众面前，它们更富有生活情趣，贴近个人感受，意识形态淡化、教化功能减弱。这些歌曲的听众群，也逐渐集中到从“文革”后才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层。所有这些，成为内地原创流行歌曲的主要标志。从这类内地原创性流行歌曲的诸种文化特性来看，都已经不同于以往的群众性抒情歌曲，而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群体也已经开始初步形成，并开始介入到社会音乐生活之中。
    1984年，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播出，温中甲和雷蕾根据京韵大鼓风格创作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受此启发，在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的策划下，温中甲将我国民族戏曲中京剧、评剧、豫剧、越剧、二人转等唱段，配上现代电子乐器，重新配器，使节奏迪斯科化，但又保持了原来的戏曲韵味，并于1984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南腔北调大汇唱”四场演出，场场轰动，一些原来对戏曲缺乏兴趣的年轻人也竞相争看。戏曲演员谭元寿、马长礼、常香玉、李维康等都参加了演出。①这台晚会又通过电视转播的形式在国内引起轰动，Et本、英国等国家的电台也转播了这台节目。而《南腔北调大汇唱》的录音磁带，不到一个月突破十万销售大关。②对这种创作形式，温中甲认为：其一，是向青年人介绍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使他们认识并喜爱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二，要搞我们自己民族的舞曲，大胆探索，创新，搞出我们民族旋律的流行音乐来。③ 这台演出以及随后推出的《民歌大汇唱》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争论。多少年后，金兆钧在《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一书中对此有如下评论：而在今天来看，它们的影响远不限于当时究竟如何处理民族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形式相结合，以及这种方式结合得是否妥当的范围内。在当时，这两场音乐会一是强有力地扩大了流行音乐的影响范围??它同样可以用来吸引那些不喜欢或不接受现代流行音乐的人们，这就给它博得了更多的社会同情与支持。同时，它也显示了流行音乐音乐会形式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票房效益。自此以后，大型流行音乐会便在几年中一直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传播途径之一，也成为社会音乐文化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