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审美观念并不是绝对的统一的，没有谁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和优势。这也意味着，虽然，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音乐确实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由于此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舆论环境还不是特别适宜港台流行音乐的大发展，因此传统的抒情歌曲仍然有较大的群众基础，这是此时期的第二个特点。
    例如：《羊城晚报》1981年10月1日头版刊登《新星闪烁，新声飞翔??群众爱听我国歌曲音乐原音带》一文显示：李谷一、远征、苏小明等人演唱的歌曲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新民晚报))1983年10月7日第2版刊登的《云雀歌声传人千家万户，国产音带受到青年喜爱》一文显示：胡松华、罗天婵、李谷一、朱逢博、远征、沈小岑、成方圆、王洁实、谢莉斯、刘德海、闵惠芬、俞丽拿等人录制的盒带受到群众喜爱。
    可见，在港台流行音乐刚刚传人大陆的时候，由于舆论导向及文化监督发挥着作用，出版业还没有形成港台流行音乐独霸市场的局面，音像出版的种类还是比较均衡的。
 而根据《新民晚报》1984年7月23日第2版刊登的《哪十五首歌曲得票最多?》一文显示，由《新民晚报》、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联合举办的“群众最喜爱的唱片、盒带歌曲评选”活动中，《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请到天涯海角来》、《牡丹之歌》、《大海啊，故乡》、《牧羊曲》、《啊，莫愁、莫愁》、《驼铃》、《祝愿歌》、《游子吟》、《校园的早晨》、《妈妈教我一支歌》、《我多想摘下一片白云》、《乡恋》、《美丽的心灵》等歌曲当选。评选原则一是发行量大，二是内容健康，三是群众喜爱。所有歌曲都由群众投票产生，《新民晚报}}1984年6月26日第2版登出选票。
    在1981年--1984年《歌曲》编辑部举办的四届“晨钟奖”歌曲评选活动中，抒情歌曲占了95％以上的比例。详细曲目可参阅《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一书的第67、74、75页。另外，在笔者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一时期的社会音乐活动更多的是以“X x之春”、“××之滨”为名举办的各种各样综合的音乐会，节目也基本以抒情歌曲为主，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这种情况最起码延续到l984年。
    因此，从l979年到l983年，在音乐生活中，虽然以邓丽君、刘文正等人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在内地得到传播，但此时流行歌曲并不是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内地听众对音乐的选择，基本上仍旧是传统的抒情歌曲。在当时，表达对祖国的赞美、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劳动者的歌颂，仍然是歌曲创作中反映一定意识形态的经典权威话语或创作主题。
    这些歌曲基本上沿袭着过去群众性抒情歌曲的传统，也有不少具有民歌风格。乐队的伴奏仍是传统的小型管弦乐队，偶尔添加沙槌、夏威夷吉他等色彩性乐器，体现了某种时代性。歌唱演员也多采用美声或民族唱法，偶尔也借鉴些“气声”的唱法。一般都不采取手拿话筒的演唱形式。这些歌曲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广播电台，也就不具备商业娱乐圈的传播环境。
    因此，1980年代初产生的抒情歌曲并不具备在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环境中、娱乐圈流行音乐的消费特点。它为人们提供娱乐的需要，但并不具备明显的商业目的或商业性操作行为。从其文化属性上讲，它基本上属于“文革”前的群众抒情歌曲与1980年代中期流行音乐之问的一种过渡性质的大众型音乐种类。
    需要提到的是，从构成日后港台流行音乐主要听众层的青少年群来说，除了南方邻近港台的地区，此时内地的青少年层的音乐审美趣味，仍然带有传统教育的影响，传统的抒情歌曲仍为大多数人所喜好。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青少年层的不断被“替补”，即“青少年”的概念已经被“在港台流行音乐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所替代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时，传统教育的影响削弱，成了弱势了。再加上教育和引导上的放任与失误，当港台流行音乐在其持续发展中，为青少年培养起“流行音乐的耳朵”时。这时再谈与港台流行音乐相关的教育问题时，已经为时晚矣，这已是后话。
    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无论是在接受流行音乐的社会心理方面，文艺、经济的社会文化环境方面，还是政府文化政策的制定方面，都还没有形成日后有利于流行音乐大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大陆流行音乐在整个社会文化组成部分中还是处于一种萌芽的初步发展阶段。其地位可以说还是“边缘性”的，并不具备“中心化”的客观条件。
    从观念上讲，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仍占据着优势，“左”的思想影响远未清除，轻视娱乐、否定娱乐，漠视甚至敌视商业的观念也广泛存在。所以，按照市场规则运作，遵循商业法则，以娱乐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不可能形成气候，而只能处在文化坐标的边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