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过近十年的奋斗和努力，整个中华民族面貌一新。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中国文化界在短短的几年中，面对国门开放后涌人的各种各样已经淘汰或正在时髦的西方现代思潮，做出了积极、活跃的各种反应。从l985年起，在整个中国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整体性的探索潮流，中国文化艺术界放眼世界、回顾历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批判和反思的目光投向集中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上。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都以重视本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努力植根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为典型特征，这就是l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思想界、文化界普遍兴起的寻根意识。
    这种“寻根”意识通过“寻根文学”热潮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韩少功的《爸爸爸》“楚文化小说系列”、阿城的“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一大批颇具影响的作品及作家涌现。而文学理论也高扬起“寻根”的旗帜，《文学的“根”》、《理一理我们的“根”》等颇具影响的文章相继发表。①所有这些作品和文章都强调了文学生命之“根”应当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
    美术界在这一时期的典型事件是当代中国“八五美术新潮”活动。1985年5月，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出于对官方色彩浓郁的l984年全国美展的质疑，在北京率先举办了名为《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此后，大量民间美术展览在全国各地举行。“八五新潮”实际上是一次带有激进色彩的，广泛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而当时的许多美术刊物，如《江苏画刊》、《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也不遗余力地介绍新潮美术家的作品及新潮理论。②如: 新潮中的中国美术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一场反思传统、扫荡陈规的艺术革命，因此，每一个地方的新潮青年都以趋新为尚，都以满腔的激情参与到美术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观念变革、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去，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热情促使他们作出了真诚的艺术批判。③

    中国的电影界也于l984年推出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而陈凯歌在他的导演阐述中也明确提出：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到来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④

    1987年，陈凯歌又推出了影片《孩子王》。无论是《黄土地》还是《孩子王》，都表达了一种对大地的感恩、对民族生存状态关注的使命感。而《红高梁》的出现则在电影界把这场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推到了高潮。
    1988年2月12 E1至23 Ft，在西柏林举行的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红高梁》得到11位评委全票通过，一举夺得最高奖“金熊奖”。因西柏林电影节是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因此《红高梁》能获得“金熊奖”也就成为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而备受瞩目。
    《红高梁》获奖之后，国内掀起一股争看此片的热潮，并出现了一场被称为“《红高粱》现象”的评论热潮。褒之者认为“这是一部弘扬民族精神，充满民族文化美的好影片”，贬之者则指责该片“售国人之陋以邀洋人之赏的恶劣之作”。①而该片中的三首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颠轿歌》则以强烈的乡土气息风靡全国，并将“西北风”推向高潮。
    除此之外，1988年6月11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6集电视连续节目《河殇》。该片“以大跨度、大跳跃、大转换地撷取历史镜头为特点，将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昨天与今天有机地融入画面，将华夏文明历史命运的主旋律和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宏伟和声一起鸣响在观众耳边”。②
    围绕《河殇》的一片对“龙”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关注。
    以上这些文艺作品的创作和创作观念的形成，均构成了“西北风”歌潮涌动的社会文化大背景。除了这些背景之外，群众欣赏心理的变化、创作者创作倾向的转变、传媒的推波助澜都为“西北风”的兴起做了各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