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以专业人士为主，这大概是因为作曲、配器即使是“扒带”都需要一定专业训练的缘故。有些人员不一定是专业学习作曲创作的，但是都在音乐专业领域里有一技之长。比如崔健是小号专业，郭峰学过钢琴，广州“新空气”组合的三位成员也都是科班出身，张全复、毕晓世、解承强分别是小提琴、大提琴专业出身，并且都分别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接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
    倒是流行歌曲的演唱方面，一是由于流行音乐的演唱比较自然化，很多流行歌曲音域在人声自然音区，一般来讲普通人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再加上大陆流行音乐发展初期，流行音乐的创作还没有提供出一些技术要求较高、艺术性较强的作品，因此很多歌手由于天赋较好，往往可以“无师自通”。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流行音乐在中国当代发展的十余年间一直没有出现专业的流行演唱培训机构，这就使得一些流行歌手求师无门，只有靠“录音机”这个“老师”来学习，确切地说是通过听别人的演唱进而去模仿来完成所谓的“学习”。
    在流行音乐发展比较早的广州，虽然l983年就有一些茶座歌手向有关专家求教，比如广东音乐曲艺团红荔轻音乐队的歌手李华勇，1983年4月赴上海歌剧院向廖一明老师学习声乐，为期五个月，学成返穗后在广州南方剧场举行了汇报音乐会。①广州市文化局社会文化管理办公室也在1983年举办了音乐茶座辅导讲座，开设《流行音乐知识》、《演唱基本知识》等五个专题讲座。②与此相似，上海市文化局l985年也举办了“音乐茶座歌手讲习班”，请专家讲授乐理知识、演唱方法等课程。③上海黄浦区文化局也在1987年举办了音乐茶座业余歌手培训班。④但是，这种学习和培训的方式、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来说还是显得势单力薄了些，并且其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有地域的限制。这种教育属于业余向专业过渡式的教育，虽然对流行歌手的演唱水平起到了提高的作用，但是显得比较被动。
    这种局面到了l986年左右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标志是很多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请注意这些人的身份特征是音乐专业出身，虽然其未必受到流行音乐方面的专业教育，但是他们是受过良好的音乐专业教育的，包括视唱、识谱、听音、发声等等，这就和原来那种属于业余向专业过渡式的教育模式有了很大的区别)加入到流行音乐演唱的队伍中来，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毕业于音乐学院的唐彪和安李0被称赞为“中国第三对最佳拍档”(第一对是张振富、耿莲凤，第二对是王洁实、谢莉斯)。还被评选为“羊城十大歌星”。②
    另外，著名作曲家谷建芬经文化部批准也成立了声乐培训中心，专门培养流行音乐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虽然该中心成立于1984年，但是由于实行两年培训制，使得其培训成果在1986年以后得以在歌坛发挥作用。其培训方式不同于上面提到的音乐茶座歌手培训班，音乐茶座歌手培训班多少有一些临时性、初级班性质，而该培训中心是从全国招收学员进行训练，其影响力的覆盖面远远高于广州、上海举办的茶座歌手培训班，两年的培训期，已经相当于专科生的学制了，并实行淘汰制。由专业院校教师对学员进行乐理、声乐、器乐及形体训练，在提高业务素质的同时，由谷建芬针对每人特点和条件谱曲作歌。⑧曾经获得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一等奖的苏红、李杰，全国首届青年民歌、通俗歌曲金孑L雀奖获得者时延燕，以及后来在中国流行乐坛占据重要位置的
毛阿敏、韦唯、那英、解晓东等均出自该培训中心。④“中央歌舞团谷建芬声乐艺术培训中心”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水准的流行歌手，其功不可没。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是体制外教育的一个成功典范，值得注意。
    除去上述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培训中心对流行歌手进行培训提高外，很难得的是一些音像出版单位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也对流行歌手进行不同程度的培训。如：中国青年音像出版社委托中国音乐学院开办了“青年通俗演唱培训班”，面对社会招生，聘请学院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对学员进行为期8个月的声乐训练。⑤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从业人员，尤其是通俗歌手队伍出现了变化。演员的素质比过去有所提高。另外一个变化则是通俗歌手们已经逐渐摆脱过去单纯模仿的倾向，有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许多歌手都对音像公司提出了“凡别人唱过的歌不录，凡港台歌不录”的要求，开始注重对自身演唱风格特色的挖掘，开始争唱国内创作的歌曲。⑥
    笔者认为：由于流行歌手队伍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必然又会对流行音乐创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产生积极的互动影响。只有流行音乐创作者、演唱者互相合作、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彼此水平相当才有可能出现优秀的作品、优秀的歌手，流行歌坛才有可能出现繁荣的局面，这也是流行音乐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