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界包括政府文化部门在和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中也确实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包括技术和观念以及文化发展的商业性操作行为等方面。例如针对文化演出市场无序、混乱的局面，上海市演出公司成立了文化经纪人事务所，承担对社会文化经纪人的管理等等。①而广州则早在1983年就成立了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属于民办性质的广州文化咨询服务公司。②
    另外，针对表演团体中存在的人事调配和多种经营问题，以及在电视和流行音乐冲击下的“艺术市场”问题，1988年两个国际性的“艺术管理学”和“艺术管理人才培训”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研讨会旨在参考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以寻找出适应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中国模式。③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也在1987年就开始着手开设有关文化管理的研究生班，开始招收我国第一批专攻文化管理的研究生，为培养高层次的文化管理干部做准备。④
    以上这些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文化参与行为，无疑为大陆文化市场的良性运转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这种影响和作用的发挥也不是马上就能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得到显现的，毕竟经验的积累和消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这种经验一经获得必将为以后的社会文化管理带来收益。这也是笔者认为1996年后的中国流行音乐不是步人低谷，而是更加趋于科学、合理发展的一个方面的理由，当然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