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流行音乐如火如茶发展的同时，音乐理论界也围绕流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展开了富有积极意义的研究和讨论，主要体现在几次有关流行音乐研讨会的举办及举办论文比赛方面。
    (1)1986年8月16日至23日，《歌曲》编辑部、《音乐生活》编辑部在大连联合主办了全国歌曲创作研讨会。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名作曲家、词作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歌唱家、编辑参加了会议。这次研讨会除了规模盛大外，其规格也很高，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五家媒体派记者出席。
    这次研讨会不仅对粉碎“四人帮”后十年歌曲创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更是在流行音乐问题上进行了积极、富有建树的研讨。如面对通俗歌曲争论大潮的起落，有的同志认为：这一跌落除了主客观原因外，歌曲理论的贫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否定思潮把通俗歌曲的勃兴视为大敌入境，认为是三十年代黄色歌曲的沉渣泛起。这种把通俗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视为其本质特征的理论，是一种贫弱的理论。而肯定思潮呢?由于匆匆忙于艺术实践，未能对歌曲理论予以重视，同时忽略了自身存在的弊病。这样，理论的匮乏及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政策上的摇摆不定，酿成歌曲作家和歌唱家的心理失重，强化了音乐生活的无序状态，使音乐界创作思想陷于迷惘混乱之中。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以居其宏为代表，其详细论述可以参阅《歌曲大潮的起落与歌曲
理论的贫困》一文，刊于《音乐生活》1986年第10期。在这篇文章中，居其宏在对通俗歌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肯定思潮和否定思潮自身理论基础进行批评和剖析的基础上，认为理论的匮乏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原因，理论的匮乏形成了一个“恶性因果环链”。

    歌曲界长期忽视理论建设，造成歌曲理论的贫困；理论的贫困，使贫困的歌曲理论得以盛行；贫困理论的盛行，导致指导政策的摇摆，创作思想的混乱；而政策摇摆和思想混乱，则加速了歌曲创作的委顿；创作的委顿，使歌曲大潮成了无源之水，不得不走向低落。在这里，歌曲界终于尝到了轻视理论的苦果。

    其实，中国歌坛理论的匮乏，尤其是流行音乐理论的匮乏不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存在，就是现在也是一个直接制约流行音乐发展的“瓶颈”。居其宏先生的批评和呼吁虽然是“一语中的”，但是究竟引起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内的反思和响应，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但这种认识毕竟是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如：与会同志认为，加强音乐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对通俗歌曲理论的研究，是摆在音乐理论家和词曲作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应该从音乐社会学、音乐关学、音乐形态学、音乐文学、音乐心理学等多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以指导通俗歌曲健康发展。音乐理论界呼吁加强对流行音乐理论研究的“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从流行音乐在当代社会音乐生活中一出现就有了，但是，这种呼吁究竟在现实生活中引起多大的重视?究竟这种重视有多大程度的自觉?笔者并不持乐观态度。学术研究领域一直有“厚古薄今”的传统，人们更愿意将学术研究的眼光、注意力投向过去，对当代、尤其是当下的生活则采取了一种“嘴上一套，手上一套”的态度。也就是嘴上说要加强理论研究、关注流行音乐问题，可是一到现实中就很少有学者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少有研究成果问世。而即使有个别人在流行音乐领域中进行了研究，往往得不到学界的认可。以至于进行流行音乐创作、对流行音乐进行理论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是“不务正业”。
    笔者认为学术界的这种“口是心非”、“心口不一”的态度也是造成中国大陆流行音乐一直以来发展不够成熟、艺术品格不够高的原因。这么说不是毫无根据的，从笔者搜集到的、有关流行音乐的各种研究成果，在数量、质量上都不理想的情形是能够说明此问题的。如具有权威性、工具书性质的《中国音乐年鉴》也只是在1989年、l990年上刊登了由专家撰写的关于1988年、1989年间有关流行音乐发展的专题文章。分别是《中国音乐年鉴》1989年刊登的杨晓鲁的《1988年中国流行歌曲鸟瞰》、钟立民的《1988年的歌曲创作》以及懋国的《今天的流行音乐已站在时代的高处??青年作曲家李黎夫采访录》。《中国音乐年鉴》1990年刊登的金兆钧的《流行音乐：l989》，而在每一年的《中国音乐年鉴》的“资料汇编”中却都没有有关流行音乐方面的资料。这些足以说明理论界对流行音乐研究的漠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