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声演唱会》之所以获得了“在与民族性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的评价，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在歌唱演员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大量受过专业音乐教育、尤其是受过传统文化熏陶、教育的歌手涌现，各级、各类艺术教育为流行音乐的发展再次输送了人才。
    根据《北京晚报》1991年7月4日至7月11日刊登的对参加《新人新声演唱会》歌手的介绍资料显示：歌手刘畅的职业是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巴松演奏员；歌手梅丽是中国轻音乐团正式学员、李谷一的学生；歌手韩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过美声唱法、是全总文工团演员；歌手叶岚父母都是美声唱法演员，“我唱通俗歌曲，却是我父亲教的；歌手陈影是谷建芬的学生；歌手韩磊是内蒙古交响乐团长号演奏员；而歌手周燕红虽未受过专业音乐教育，但却是江苏工学院教计算机的大学教师，并且还有创作能力，她演唱的《我不是随便的女孩》就是自己创作完成的，而另外一位参加演出的歌手张继红演唱的《电话号码》也是由周作词的；歌手何天慈不仅受过专门的声乐训练，而且何天慈说她父亲就是唱花脸的。所以，她承认自己的演唱更是从中国戏剧中汲取了较多的营养。
    无独有偶，歌手吴荣的父母是唱评剧的，她从小就喜欢评剧；歌手李殊则11岁就与豫剧大师常香玉之子陈金榜学习豫剧，正如她自己所言：
    我的声音深沉、松弛、柔美，我觉得我唱得挺好的。这是因为，我有民族戏剧的基本功，对通俗歌曲民族化悟性好。
    以上几个方面说明，《新人新声演唱会》确实在大陆流行音乐发展的调整阶段为促进歌坛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流行音乐民族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至于上述舆论界的“展望”，笔者认为，这种“展望”在当时还是有合理性、前瞻性的。但是，这种“展望”(说成是“期望”更合适)必须要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下才有可能实现。随后的大陆流行音乐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唱上越来越偏离民族化的道路，就是因为缺少了生存的文化环境。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叫人掩卷沉思，而流行音乐民族化也仍将成为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界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