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发展，由1986年至l988年的一个发展高峰阶段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而调整期的流行音乐，实际上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转型。
    关于此间流行音乐不是进入发展低谷期的理由笔者在前文已有交代，这里不再赘述。以往研究均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是进入发展的低谷阶段，根据笔者的研究，认为低谷的说法是欠妥的，在这里笔者正式提出该阶段流行音乐文化转型说。
    转型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在这里，笔者借用这一概念来比喻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迁。
    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转型分别体现在流行音乐的创作、制作、发行观念的转变；市场运作行为方式的转变；音乐风格的转变等方面。而所有这些转变都集中地以“签约制”的引进和施行为典型代表。
    “签约制”是海外及港台流行乐坛制作机制的核心，其实质是一种包装明星、制造明星的商业手段，也叫“明星制”。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经过多年摸索终于认识到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启用“明星制”，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新路子。事实上，也正是启用了“明星制”，大陆流行音乐才得以从调整状态中逐渐恢复生机。1989年到l992年，既是中国流变化，参与行为中“自娱”的性质显著。
    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已经与传统抒情性歌曲有了本质区别，流行音乐的工业商业化机制逐渐完善。而这时的青少年阶层，也已不是“文革”后的青少年阶层，更不是抒情歌曲时期的青少年，而是听着港台流行音乐长大的青少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亚文化层。
青少年“亚文化”此时成为社会文化中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组成部分。
    此间流行音乐逐渐完成了由过去盲目、无序的发展状态向渐渐了解并掌握流行音乐运作机制的转型；流行音乐的传播、发行由过去的单一化向市场化、全面化、初步形成商业化网络转型；流行音乐的风格由过去的本土化向多样化、国际化、都市化转型。转型一旦完成，流行音乐就会迅速地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