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于润洋提出人们对流行音乐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导致了对话的艰难，并进一步认为：

    既然流行音乐是一个客观存在，那么，不管你厌恶它，还是喜欢它，都既不能简单地无视它，鄙视它，也不可能对它陷入盲目性。它并不因为你厌恶它，批判它，就不再存在；也不因为你喜爱它，赞扬它，就改变了它自身的性质和艺术品格。我主张，对它应该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与其批评它，判决它，不如认识它，阐释它。
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也许会对它在我国音乐生活中的健康发展(创作和欣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某些引导作用。

蔡仲德先生也提出：

    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正确认识流行音乐，正确认识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为提高流行音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让流行音乐进入音乐学府，为流行音乐创作、表演人员办班，对流行音乐创作、表演加强评论等等。总之，提高流行音乐，学习流行音乐，勇于艺术创新，使音乐真正成为人民的心声，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以上这些看法表明，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理论工作者在对待流行音乐的问题上，或持冷静的分析、或持热情的支持，但都已经开始采取比较理性的态度。金兆钧作为流行音乐圈内的乐评人，在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进行简单回顾的基础
上，对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进行了思考，认为在整个8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最有活力的部分是它的批判性。但也因为这种批判性的基点仍然更多地站在大一统的角度上，而对后来的青少年听众日益丧失吸引力。90年代以后，青少年的买方效应将强烈地规定着流行音乐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在一定的时期内丧失它文化上的深刻而进入一个相对急功近利、浅薄平庸的时期。但这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总体而言，现在对于音乐的绝对要求还没有成为大众自觉的要求。重视文化深度的作者和听众往往并不重视音乐本身的质量，重视都市感受的广大青少年基本还处于感觉的层次而不能达到音乐的层次。所以，在流行音乐方面，浪漫主义的美没有得到逻辑的发展；在批判性为主的摇滚音乐方面也仍然是外在的表现过于音乐本身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