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吕骥在《谈当前声乐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在中国音协声乐创作座谈会闭幕会上的总结发言(摘要)》一文中也谈了对“抒情歌曲”的认识：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要写抒情歌曲，丝毫没有贬低战斗进行曲的作用的意思。关于抒情歌曲要不要戴帽子，我以为还是戴一顶革命的帽子为好。一九五六年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我们提倡的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抒情歌曲，可是一九五二年我们没有在抒情歌曲头上戴革命的帽子，后来黄色音乐就应声而起，跟踪而至，以至泛滥全国，危害极大。现在并不是黄祸已除，许多地方黄色音乐录音盒私相传授，伺机活动，我们如果不戴上革命的帽子，他们就会先你而起，泛滥各地。革命的抒情歌曲还没有问世黄色歌曲就会在一夜之间进入阵地。抒情歌曲戴上革命的帽子，黄色歌曲就不能以假乱真，毒害青年了。

瞿维也在同期刊物上发表了《革命的激情与抒情相结合》的文章与吕骥的观点遥相呼应：

    在这样的要求下，革命抒情歌曲的写作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然，战斗的进行曲，短小精悍、易学易唱、政治鼓动性强的歌曲，仍然是歌曲创作的重要方面。但是，除此而外群众还要求反映他们多方面的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去抒发他们的革命感情。

    同样，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建议下，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文化部艺术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在北京联合召开的音乐创作座谈会上，对抒情歌曲也进行了讨论。《人民音乐》上有如下报道：

    大家在座谈会上热烈讨论了抒情歌曲的创作和演唱问题。多数同志认为，抒情歌曲在音乐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人民需要的。抒情歌曲要抒人民之情、革命之情、健康之情、优美之情。爱情歌曲只是抒情歌曲的一部分。

    为“抒情歌曲”戴上“革命”的小红帽，在某种程度上对“抒情歌曲”进行了创作范围的限制，“抒情”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并不是个人的私情。在这里，吕骥、瞿维作为当时音协的领导，为“抒情歌曲”做了极具价值判断色彩的限定：“抒发革命之情”!这种影响多少是带有行政干涉意味的，舆论导向十分明显。中国歌曲创作的观念仍然面临着再一次的解冻。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中，“抒情歌曲”的存在不只是一种创作体裁、形式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和意识形态问题相联系的，是和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的。在理论界承认“抒情歌曲”存在合理性的同时，抒发什么样的感情，怎么样去抒发还是有着虽不成文、但是又是十分严格的限定的。并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
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对1980年代“抒情歌曲”的创作和评价上，当然，这也同样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