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影响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对当代流行音乐发展所做出的各种政策性调控，其中包括各种法规、管理制度的出台。
    (2)政府文化管理部门针对流行音乐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组织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举行各种类型的研讨会，文化官员也积极参与这种研讨中。这种行为本身也会对文化管理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3)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以及广播、电视部门直接组织、参与具有重大影响的流行音乐演出活动、将流行音乐纳入“主旋律大合唱之中，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巧妙地结合起来。如：中国风赴香港演出、心连心艺术团的演出、为希望工程举行的各种义演、为各种公益活动举行的演出等等。
    (4)流行音乐的演出、评选活动在某些时候具有统战意义，尤其是在面向港台地区的文化交流、邀请港台歌星演出的活动中，这种意义较为引人注目。
    (5)当学校艺术教育直接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时，艺术教育的管理者组织具有导向性质的研讨活动。
    (6)文化、教育管理部门包括共青团组织针对流行音乐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情况，为流行音乐的活动场所，如：卡拉OK歌舞厅，提供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音像制品，并为了推广、宣传这种音像制品，专门组织全国性大奖赛。
    (7)针对直接影响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流行音乐环境)教育管理部门做出校门50米之内不得开设歌舞厅、游戏厅等消费娱乐场所及商铺”的决定。
    (8)文化部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更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直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去。如：对流行歌手的办班培训。
    (9)当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流行音乐的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社会需求之后，相当一些公办或私立的艺术院校纷纷开设了与流行音乐相关的课程，如：创作、表演和管理课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求得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在社会行为层面的选择性调控是否有效的背后，观念层面的东西(这种观念是一种有所选择的价值取向)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政策性行为、文化管理行为以及教育行为的调控、适应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对文化建设有所企划的，仍然是一种有所选择的价值取向。
    如：1993年11月，国家税务局、文化部、国家体委联合发出通知，对外国或港、澳、台地区演员、运动员以个人或团体名义，来我国大陆从事文艺演出和体育表演所得收入的征税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一规定的出现，为演出市场的整顿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这是面对港台歌星在大陆举办演唱会偷漏税现象严重并造成社会不良后果，大陆文化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干预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