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间音乐文化的许多方面来寻找摇滚乐缘起的因素。在芝加哥，例如像坦帕雷德(Tampa Red)和“大”比尔?布朗兹(Big Bill Broonzy)等人将那些乡村音乐加上城市的音乐伴奏加以规范化，添加诸如钢琴、贝司、圆号及鼓等乐器。中部地区则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将布鲁斯的节奏和规则的四小节形式把民间音乐的旋律融入了进去。另外爵士摇摆大乐队与白人乡村音乐的结合，形成了各种风格的音乐形式，也许也是摇滚乐缘起的因素之一。
    无疑，摇滚乐的产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交融，它的根源是复杂的。黑人教堂音乐影响了布鲁斯、乡村布鲁斯影响了白人的民歌以及北方黑人的流行音乐；同时，布鲁斯和黑人流行音乐又影响了爵士的发展。不论情形是多么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是主要的，即黑人音乐对白人文化的影响。
    具体说来，非洲音乐传统被带入北美新大陆所产生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有几个方面：l)一个领唱与呼应的合唱相辅相成，或者一件独奏乐器与乐队相呼应，形成“一领众和”的流行形式；2)与此同时，音乐有时构成纵声复调因素，在这复杂的格局中节奏往往是至关重要的部分；3)在歌唱的风格上，无论是否使用假声，嗓音带有明显的沙哑特征；4)旋律的音域较为狭窄，相伴着音高处理上的“润腔”灵活性；5)最重要的也最
富有特征的是在传统结构中的即兴表演风格。   
    这些音乐特征充分地表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摇滚乐音乐之中，例如，瑞查理斯(Ray Charles)的《我将说什么》。查理斯的独唱领衔着旋律，而合唱伴随呼应；音乐伴奏中，圆号相伴着Charles的钢琴部分；他的嗓音是非常典型的沙哑型，偶尔在高音区用假声演唱；查理斯的旋律音域也不宽，具有典型布鲁斯的特征；乐队的节奏和发挥无疑是灵活和即兴的，在传统和声的结构中加入了一些黑人福音音乐的因素。当然，人们在摇滚乐中不可能找到与非洲音乐文化的完全相似之处，因为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在新大陆上已经开始逐渐积累他们的新传统。